6.5%是2017年必守的经济增长铁底吗？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未提及2017年GDP增速区间，对明年经济工作的表述为“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逆转了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法:“明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分析普遍认为，上述提法意味着决策层对经济增长目标的态度发生了调整，淡化增长目标的意图明显，经济增长目标的灵活性将提高。适当扩大经济增长的目标区间，有助于降低政府稳增长的压力，政府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推进结构性改革方面，这将有利于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但是，目标区间应该扩到多大？灵活性的底线在哪里？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形势课题组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考虑到我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和明年的需求变化趋势，以及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的现实，2017年经济增长目标应定在6.5%左右。那么，6.5%是否为我国明年乃至今后几年应该坚守的经济增长底线？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北大国发院教授林毅夫认为，6.5%以上的增长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这关系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时候，国内生产总值能不能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到2020年的时候能不能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CF40·青年论坛会员、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近日发表文章指出，在包括2017年在内的今后几年，6.5%的增长底线必须坚守。如若将GDP增长目标放到6.5%以下，极可能打击各方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伤害政策声誉，引发巨大风险。
徐高认为，经济增长若不能稳定，物价必然走低，导致债务通缩的出现，反而加大债务风险。而在经济增长失稳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也会大幅恶化，引发金融危机。这种情况下，各类资产泡沫也会破灭，但绝不会是以各方所希望的那种和缓的方式来进行。
并且，徐高认为，调降GDP增速目标也并不能降低债务、控制泡沫和金融风险，而只会适得其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我国储蓄占GDP比重到2020年都会维持在接近40%的高位，是世界其他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而我国以债权型融资为主的金融格局也会长期延续（目前债权型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量中占比超过90%）。考虑到我国庞大国内储蓄有通过金融体系转化为国内投资的需求，国内总债务上升有其合理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试图压低全社会债务水平，压缩的必然是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从而导致实体经济融资难的重现。而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的债务是金融体系的资产（企业获取的贷款是银行的资产）。压缩全社会债务也意味着金融体系在实体经济中能够找到的资产数量会减少，资产荒会卷土重来。通过调降GDP增速目标，放任经济增长下滑来控债务，反而会重新阻塞货币从金融向实体的流动，令流动性在金融市场再度积压，再次吹大资产价格泡沫。而在泡沫的扩张过程中，金融杠杆等风险也会重新浮现。
但前述来自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形势课题组的报告则指出，如果单从GDP翻一番的目标来看，未来四年(2017~2020)的年均GDP增速即使低于6.5%，GDP翻一番的目标也可以完成。上述报告给出了两点理由：
一、从数字上看，GDP翻一番并非一定需要6.5%。提出6.5%增速底线的逻辑是，截至2015年底实际GDP相比2010年累计增长了46%（即1.46倍），翻一番意味着2020年GDP是2010年2.0倍，那么用2除以1.46再开五次方得到的正好是6.5%。但实际上，假设2016年全年GDP增速是6.7%，即使未来四年（2017-2020）的年均GDP增速下降至6.0%，2020年实际GDP是2010年1.97倍，统计局保留一位小数也是2.0倍。从这个角度看，未来四年的GDP增速底线可以到5.8%，对应2020年实际GDP是2010年1.95倍。也就是说，完成GDP翻一番的目标对于后面几年的GDP增速其实并没有那么敏感。
二、动态来看，GDP统计口径调整也有助于完成翻一番目标。GDP的统计口径和核算方法基本上每年都会有一些调整，调整的影响一般都会提高GDP存量和增速。2016年，统计局将研发支出纳入GDP统计范围，按统计局的官方解读，改革后GDP增速年均提高0.06%。其中，2015年GDP增速提高0.04%。
这份报告认为，未来我国GDP统计口径和核算方法仍有很多值得改进的空间，重要的内容包括参照市场价格核算自有住房增加值、完善服务业统计分类和核算方法等。这些调整改进无疑都会提高GDP的存量和增速，使得完成翻一番目标对未来四年的增速要求可以进一步下降。因此，6.5%并非是未来四年经济增长必须死守的底线，比6.5%低一点的经济增速并不妨碍完成GDP翻一番的目标。
CF40学术委员、北大国发院教授黄益平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采访时表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治本之策”是实现新旧产业彻底更替。为加快推进供给侧改革、拓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空间，建议将明年经济增长目标区间放宽至6%-7%。
黄益平指出，当前我国边际资本产出率直线上升，从2007年的3.5%到2015年的5.9%。也就是说，同样生产一个单位的GDP所需要的资本投入量已大幅上升。“我觉得说明两件事情，一是资本的效率在直线下降，二是再像过去用投资刺激增长，难度越来越大。”
他称，以往那些在低成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竞争力产业，目前已难以为继。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源型重工业，目前也优势不再。通过供给侧改革，真正实现产业更新换代，应成为明年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改革着力点。
尽管对具体的增长目标仍存争议，但一个共识是，中国经济要实现稳中求进，保持在6.5%左右，必须推进市场导向的结构性体制和治理改革。如何才能找到既保增长又调结构的突破口，将二者结合起来？对此，CF40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给出了两点建议：
第一，政府加杠杆去补贴民生，特别是用来消除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来三四线房地产库存问题，要作为明年的重点解决。政府总得要有所行动。我建议政府发行债券，地方政府自借自还的债券，中央政府允许自发。每一平米补贴1千块钱，三四线房价平均而言是3、4千块钱，补贴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对于刺激农民进城有很大的作用。”姚洋认为，这样做既有利于去库存、降杠杆，也有利于保增长。
第二，要利用这次结构调整的机会，像上一轮结构调整学习，将债转股运用到国有企业改革中，把债务转成股份，拿到市场上拍卖，让民间资本进入，让债转股真正参与国企管理，改变国企的治理结构，把国企的强大的技术力量和人才力量利用起来。（本文综合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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